冉光沛评《爱的悖论》｜在爱的复杂性中看见福利院儿童

摘要： ...

《爱的悖论：中国福利机构儿童养育的制度与伦理》，钱霖亮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5月出版，304页，68.00元

国芳是永江福利院中最令人头疼的小孩，虽然年仅四岁，却因蛮横捣蛋，往往让保育员们束手无策，也因此被冠以“小霸王”的称号。直到一天，一位保育员无意中发现她一见纸箱就会莫名地害怕，立马停止哭闹。这一奇怪的反应令保育员们困惑不已。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猜想或许是跟福利院处理儿童遗体的方式有关。由于近年来，福利院接收的大都是病残儿童，其中不乏患有危重症者，刚入院就必须紧急接受手术救治，而那些医治无效、不幸在福利院中离世的儿童，遗体通常是被装入纸箱送往殡仪馆火化的。联想到这一点，保育员们推测国芳可能因为亲眼目睹过类似的场景，对纸箱产生了恐惧。

这是《爱的悖论》中永江福利院日常的一则细节。保育员的猜想或许并不能完美解释国芳对纸箱的反应，却让我们得以窥见福利院儿童生命的脆弱性。尽管已被收养并接受医治，一些身体状况堪忧的儿童幸存的几率仍十分渺茫，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的遗体只能以尽可能低调的方式，悄无声息地从福利院消失。很少有人为他们的逝去而哀悼。他们短暂的人生甚至还没来得及获得社会规范的承认，就被封存于送走他们的纸箱当中。无形之下，他们沦为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笔下“不被哀恸的生命”。

朱迪斯·巴特勒著《脆弱不安的生命》

“谁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谁的生命值得悼念？谁的生命不被哀恸？”巴特勒认为在生命逝去之时，是否受到合适的哀悼，这是承认其曾经活过的最基本条件，也正因为哀悼，生命的价值才最终得以确认。那些不被哀恸的逝者，在某种意义上并未被纳入“有价值的生命”这一范畴中，他们的离世对大多数人来说无足轻重。被永江福利院收养的孤残儿童，因其脆弱的处境，或许更容易沦为这样的存在。如何为这些儿童的生命赋予价值，如何在保障物质需求的同时，为他们的人生赋予意义，这是福利机构亟需面临的挑战，也是钱霖亮在《爱的悖论》一书中探索的核心问题。

《爱的悖论》基于作者在我国东南某省的永江福利院（化名）开展的长期田野调查，探索了孤残儿童在“兼备照顾的全控-规训机构”环境中，在国家、社会以及福利机构相互协作之下，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经历的社会化过程。作者最初于2011年作为福利院义工，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了解了院内儿童成长的境遇，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机构运作。此后，通过数年的定期回访，他持续跟进了福利院发展的动态，形成了一项跨越数年、积累了大量田野素材的民族志研究。

从进入福利院的那一刻起，这些儿童的生命便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套“关爱”的话语和实践捆绑在一起。这里的关爱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情感体验要复杂得多。它既是保育人员的日常养育工作，又是国家对社会边缘人群的治理；既体现了主流社会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也深化了他们必须依赖机构而成长的现实困境。正如该书的绪论中所指出，福利院作为“爱的容器”，“一方面，它救助流落到社会边缘、无依无靠的人群，维护了这些人的生命与其他人身权益；另一方面，它也将救助的对象与主流社会区隔出来，在政治和文化层面上保卫了‘正常人’的社会”。在国家、社会公众以及福利院员工等多方开展的具体实践和互动中，关爱不仅仅是提供物质与情感支持的照护实践，更是伦理和政治的问题。这样的爱错综复杂，甚至充满矛盾，也因此成为了全书讨论的出发点。

反思爱的复杂性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有关道德和伦理的问题。在此之前，尽管人类学研究对相关议题也有所关注，它们要么只被当作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下的产物，要么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社会规范和准则。而基于在医疗、宗教和心理等不同领域开展的田野调查，不少人类学家意识到有必要从更为根本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存在的道德维度及其多样性，同时，挑战西方主流的哲学思想中对道德伦理过于固化的理解。他们从自身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材料出发，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和创新，从而形成了近十余年来人类学理论中的“伦理转向”。

在“伦理转向”的众多讨论中，以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为代表的人类学家主张关注道德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密切互动，探讨诸如是非善恶这样的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政治语境中形成，以及机构和个人是怎样认识与践行此类观念的。他们将目光投向人道主义话语和实践，发现其中涉及的慈善、同情和关爱等议题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脱离，并维系着一套既定的权力关系，加剧了不平等关系、边缘化，甚至暴力等后果。例如，米莲姆·特克汀（Miriam I. Ticktin）的研究《关怀的牺牲品》（Casualties of Care: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umanitarianism in France, 2011）关注了法国基于人道主义关怀对非法移民出台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由于难民身份的申请需要经过一系列官方程序，在这个过程中，对申请者的筛选和审核形成了一套有关同情、怜悯的病理化“标准”，致使感染HIV、身患癌症以及某些性暴力的受害经历更“有利于”博取管理人员的同情，成为了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捷径，但与此同时，那些不符合相应标准却也亟需援助的申请者则被拒之门外。

米莲姆·特克汀著《关怀的牺牲品》

钱霖亮在《爱的悖论》中也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思路。他首先敏锐地觉察到福利院作为行政机构，在分配国家资源、践行集体养育的同时，又深深地嵌入人口治理的过程当中。就其本身的职能来说，养育照护与治理管控是并行不悖的。同时，他还注意到，福利院的运作也与其所处的时代语境息息相关。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严格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下，福利院收养的对象大部分是健康女婴；而自2000年以来，性别差异不再显著，病残弃婴的收养比例却出现了激增。这些儿童病残的身体状况极大限制了他们被领养的可能性，因此，福利院在事实上越来越多地承担着对病残儿童的终身照料和管理。

随着近年来国家“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推进，来自社会各界的慈善力量和志愿团体也积极涌入到众多福利机构中，塑造着关爱的话语和行动实践。本书的第四章就详细讨论了社会爱心人士作为儿童福利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如何通过“献爱心”活动，介入福利院的日常运作中。这些捐赠者和志愿者从事慈善的初衷虽然无可厚非，但极少有人能在和孤残儿童互动的过程中，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打破既有的成见与污名化。在多数情况下，“献爱心”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加深了福利院儿童作为“可怜人”的刻板印象。有人通过对被遗弃儿童的父母进行道德谴责来维护自己所坚持的家庭主义观念；也有人在对病残的身体表达同情怜悯的同时，尝试对他们进行“正常化改造”，企图开发他们对社会的“有用性”；更有甚者，将福利院儿童当作凝视和猎奇的对象，打着关爱的旗号，肆无忌惮地进行市场营销和公关。

当然，作者的分析不是在质疑爱心人士的努力，否定公益慈善的价值，而是借助人类学研究的深度参与和细致观察，让我们辩证地认识到类似的“献爱心”行动可能隐含着一定的矛盾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公共视野中的“关爱”并非完全积极或中立，甚至很可能在有意无意间巩固了社会主流群体与所谓的“非正常人”之间的边界，加剧了对后者的排斥和边缘化，乃至最终使他们沦为“不被哀恸的生命”。

作为伦理主体的保育员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第五章对福利院保育员日常工作中情感劳动的详细描述和讨论。在作者笔下，这些保育员既非福利院官方宣传的“无私奉献的妈妈”，亦非冷漠无情的看护机器。她们中的年长者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作为地方社会中的剩余劳动力进入这一高度性别化的行业，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跨越；她们承受着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负荷，却只享受微薄的收入和物质生活保障；她们时常因为工作的事无巨细而发牢骚，但她们照料的孩子却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日常交流的重心；她们拒绝外界强加给自己的“无私奉献”形象，却对福利院儿童倾注了远远超过花在自己子女身上的精力……作者对保育人员的刻画没有只停留在其作为社会角色的层面，而是看到她们作为复杂的伦理主体，拥有着充满矛盾且紧跟时代变化的情感和渴望。尽管她们身处的结构性位置对自我的定位带来了很大限制，但她们并未对外界的规范全盘接受，而是积极地通过与照护对象互动，形成情感联结，以此重新定义自己劳动的价值。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永江福利院的保育员既扮演着专业的照护者角色，同时又必须调用自己作为母亲的育儿经验，与福利院儿童建立超越技术层面的亲密联结。这两种角色定位在实践中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并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张力，影响着保育员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表述。“保育员妈妈”这一定位的内在矛盾，最典型地体现在被照顾的孩子接受领养的时刻。作者观察到，永江福利院中资历最深的保育员在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少通过拥抱、亲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关爱。这样通过减少躯体化的互动，有意克制情感交流的策略，主要是为了避免将来小孩因被领养而与保育员分离时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尽管如此，这位保育员还是在与自己感情最深的孩子分别时，出现了情绪崩溃的状况。

当代人类学家南希·谢佩尔-休斯（Nancy Scheper-Hughes）在她的民族志著作《没有哭泣的死亡》（Death Without Weeping: The Violence of Everyday Life in Brazil, 1992）中着力描述了巴西贫民窟中一群面对新生儿的夭折显得无动于衷的母亲。她们的表现看似冷酷无情，甚至缺乏“人性”，但实际上是这些无助的母亲在极端贫困的境遇中，因为不得已而做出的文化反应。面对奄奄一息的婴儿，她们无可奈何地选择诉诸宗教的力量，将早夭的新生儿视为被上帝选中的天使，因而不愿让自己的泪水打湿他们飞往天堂的翅膀。像这样没有眼泪的哀悼，反倒突显出母亲用情之深，及其默默承受的苦痛之巨大。

南希·谢佩尔-休斯著《没有哭泣的死亡》

同样，上述保育员在与儿童互动的过程中对情感表达的克制，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更反映了她们作为“职业照护者-母亲”双重身份的焦虑和紧张感。她们情感劳动的终点通常是小孩被领养后突如其来的诀别。当照护关系戛然而止，她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曾经所扮演的“母亲”角色必然遭受遗忘的现实。在反复经历内心挣扎与矛盾后，她们时常奉劝自己和周围的同事“该放手时就放手”，虽然心里也深知“放手”谈何容易。与此同时，一些保育员在日复一日的照护实践中，难免也会在某些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感情，她们用类似“缘分”的话语来解释自己的“偏爱”，也不惜打破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把偏爱的小孩带入自己的家庭生活中。而当一段“缘分”走到尽头时，她们不得不接受“缘分天定”的残酷现实，转而去挖掘与其他孩子的“缘分”。

共情的可能性

《爱的悖论》通过多方的互动、矛盾以及协商，在全面展现福利机构儿童养育、让孤残儿童的经历和脆弱性变得可见的同时，也突出了情感在伦理经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中越来越多涉及“关爱”“照护”“伦理”的研究也同样注意到这一点，适时地补充了以往有关道德伦理的研究过于强调理性思考的倾向。这类研究共同揭示出，在日常生活的大多数情境中，人们不是在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念之间做选择，而往往需要权衡各种彼此冲突甚至互不兼容的善意，并承受由此可能产生的诸如失落、内疚、悔恨等情感后果。看见这些情感在人与人、乃至人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和互动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为我们理解今天人类日趋复杂化的伦理处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丹麦人类学家尼而斯·布班特（Nils Bubandt）和拉恩·威勒斯列夫（Rane Willerslev）在2015年发表了一篇讨论“共情的阴暗面”的学术论文（“The Dark Side of Empathy: Mimesis, Deception, and the Magic of Alterit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7, no. 1 [2015]: 5-34）。文章中，他们强调了研究共情对我们理解人类的社会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指出在许多文化语境中，人们对共情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受限于将其视为一种美德的倾向。他们发现，无论是在西伯利亚的狩猎实践中，还是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暴力中，当地人都会通过对他者进行情感和认知投射，来实现伪装、欺诈甚至暴力等目的，由此提倡我们应该看到“共情”也具有阴暗的一面。

尽管这篇文章引发了一些激烈的辩论（Throop, C. Jason, and Dan Zahavi. “Dark and Bright Empathy: Phenomen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61, no. 3 [2020]: 283-303），但二位作者希望以辩证的视角来理解共情的努力却值得肯定。事实上，美德与良善的观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变动的社会历史条件中持续生成。而正如《爱的悖论》给我们展示的，研究者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和与研究对象的深入交流，更需要积极调用自身的伦理敏感性，充分发挥民族志的想象力，才可能真切地体悟他者的社会历史处境，并尝试抵达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样的研究工作本身也构成了一种“情感劳动”，在不失批判深度的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了人类学研究特有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