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漫步在如今的上海外滩，人们欣赏着中外交融的万国建筑群，一百多年前外商银行几乎独踞外滩的历史记忆渐趋模糊。1845年起，西方国家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银行机构。在此后的五十年间，外商银行不断扩大在华势力，取得对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与中国传统的票号、钱庄构成“三足鼎立”的金融市场格局。彼时的“外滩银行”成为在华外商银行的代名词。
19世纪中叶的上海外滩
直至1897年，在今天外滩6号的位置，书有“中国通商银行”的旗帜在一栋维多利亚风格的三层哥特式建筑楼顶上升起。外滩，乃至中国，自此有了中国人的银行。在创立后的三十年里，这家银行也是上海外滩唯一的中资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者——盛宣怀，是近代洋务派实业家的代表，先后在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企业中起过重要作用。1896年，他被任命为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距洋务派最初提议创立银行已经过去二十多年。然而此时，面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清廷中央有了“自改革”的诉求，在经济领域开启新的政策与实践。中国人创办新式银行的时机已经到来。
甲午战败的冲击与中国新式银行的筹建
前人研究指出，中国通商银行的创设推动了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汪敬虞，1988；张国辉，2003；谢俊美，2018）在这家银行的资金筹集、章程设计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盛宣怀发挥了最核心的具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银行本质上“由清政府筹划、设立”（杜恂诚，2002），创立过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官方决策。
甲午战败以后，军费与战争赔款转化成约合库平银1亿两的俄法借款、1600万镑英德借款和1600万镑英德续借款等巨额外债，使清朝财政几乎入不敷出。同时，汇丰、德华等外商银行在外债事务中的专业能力，亦令清廷印象深刻。相比之下，晚清政权缺少专业的经济管理职能，也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不少清廷官员已经感受到中国与列强在经济能力上的巨大差距。
1895年4月，李鸿章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尚未能到想一年后踏上曼哈顿、乘坐纽约高楼电梯的情景。同年，光绪帝的老师、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写信给正在洽谈外债的户部侍郎张荫桓：“中国若能自强，则语言文字尚是末节；若不能立，虽约剂（指外债合同）无弊，而波澜横生矣。”
从翁氏的日记来看，中国通商银行的设立与户部的支持密不可分。1896年，翁同龢两次仔细批读了容闳的银行方案，亲自与之相谈。此后经与多人商议，并为“银行商办一事”约谈盛宣怀。1896年11月12日，翁同龢入朝向光绪帝请旨由盛宣怀召集银行商股一事，获示“准行”。熟稔洋务的盛宣怀被委以兴办银行之责，须向清廷汇报与呈请筹办事宜。翁氏门生黄思永同时上奏“创兴铁路银行宜资群策群力”，光绪帝令总署与户部议奏。
皇帝的支持是盛宣怀创办银行的通行证。1895年，光绪帝下旨各衙门、各省就财政筹款“各陈所见”。未及定论，光绪以上谕列举十四条措施，“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整顿旧制，创立“新政”。在时人看来，一时间“两宫维新颇锐”。
面对部分官员对筹设银行的质疑，光绪帝要求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等人“悉心核议”、“计出万全”，同时强调“平心而论，银行之设固属富强要图”。光绪还将相关奏折和谕旨呈交慈禧太后阅览。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上摺：“（甲午以后）计臣日日言理财，凡商务银行铁路矿务等事，莫不一一举行”。
盛宣怀也极力争取张之洞、王文韶、荣禄等重臣对银行方案的支持。经反复讨论，清廷中央逐渐明确了“国家银行”可作为户部疏通财政的“府库”，而商办银行则能从洋商手中收回“利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等会奏拟请“官为扶持保护”，光绪帝随即下转户部。1897年4月18日，总理衙门全体大臣联名密函盛宣怀“即请详细斟酌开办，慎始图终。”户部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先后催促盛宣怀开办上海与北京两地银行。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
上图藏 盛宣怀上李鸿章拟设通商银局节略及《通商银局章程》光绪二十三年（1897）（图片来自“实业兴邦 兴学强国——纪念盛宣怀诞辰180周年档案文献展”）
“官督商办”模式下的“亦中亦西”
作为一家效仿“汇丰”而建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保持了“官督商办”的特点：在权责方面，民间投资者拥有企业产权和具体业务的经营权，而企业建立的基本制度、经营方针等须先经官方同意（往往是皇帝授权的某位官员）；在经营方面，官方保护并支持企业发展，企业从余利中向政府上缴“报效”。李鸿章将此模式概括为：“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于官无涉”。
早先的官督商办企业多借官款，用作企业的股本或流动资金。官款的性质界定往往模糊，利用效果也不理想，最后多是勉强归缴。1897年，户部最初计划“先开官银行为各省提倡”，后改为先试行商办。最终，清廷决定不再入股银行，并明确“商办银行”有别于“国家银行”：“与官府通往来，而盈余折蚀皆按商股均派，官不过问。其利与害，皆商任之也。”
中国通商银行开办以后，清廷无意介入银行的经营。盛宣怀掌握了银行管理的最高决策权，确立了“权归总董，利归股商”的治理结构。以至于户部数年后复议国家银行时，表示“未能遥度”银行开办成效，要求盛宣怀“切实复奏”。
在股份构成方面，银行全由民间资本构成，额定资本500万两，1898年先实收250万两。在最初的股份来源中，盛宣怀个人就占有32.7%的股份，而其经营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占有了40%以上的银行股份。其他较大股东享有对应的收益权，但未必有资格成为（或派出）银行总董。
在管理与经营方面，盛宣怀选定了九位银行总董，多为商界人士：“须揽存各省关官款，必须有胆有识，能长川驻行”。盛宣怀自己未曾名列总董，而是凌驾于总董之上。盛氏之“权”兼有清廷特许的“兴办”之权与银行经营的最高决策权，商董之权是对具体经营进行“公议”“公举”之权。
以上述权利结构为前提，盛宣怀能够“用人办事，以汇丰为准”，建立起一些系列新的管理制度，比如华、洋大班（即经理）、华、洋双账房、西式的存放款制度和发钞准备金（检查）等银行制度。正是由于清廷将该银行区别于“官办”，银行发展得以借鉴外国银行的先进之处。
不可否认，作为实际控制人的盛宣怀，通过个人影响与官场活动，努力拓展银行对公业务，并要求各地“分董”重视“官商联络”。所形成的银行业务，就本质而言，仍多属于市场行为。以存款为例，经户部奏准，江海关将原存外商汇丰、德华、麦加利银行及源通官银号的100万两规银，改存于中国通商银行，五厘起息，存放六年为限，按年付息；限满后分为五年归本，利息递减。银行则照约定支付利息，并于1903年至1907年间分5次归还了本金。清廷在对本国银行予以支持的同时，双方遵循基本的市场规则，有别于政府干预。
政府特许与早期银行实践的意义
清廷创设新式银行的初衷，在于便利财赋的流通，亦为避免本国经济利权受到外国资本进一步的侵占。事实上，在中国通商银行多方争取官款业务的同时，清廷乐见本国银行发挥正面的作用。几乎在银行成立同时，清廷便特许银行发行钞票、代理财政汇款。这两项后来成为不少华资商业银行的基本业务，中国通商银行则是先行者。
盛宣怀十分重视银行的货币发行，制定了各分支行的发钞计划。中国通商银行的《大概章程》明确规定：“奏明准照汇丰印用银两、银元各票，凡各五种，计银一百两、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银元亦如之。京都、上海两行准先出票，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各照各处市面通用平色，如沪票至京行取用，京票至沪取用，亦悉照汇丰折算办法办理。其出票银数，总不逾实存银两之数。”
这是中国银行业信用货币及其发行制度的开端。银行钞票在正反两面分别使用了中、英文的说明，体现银行对“认票不认人”的一般信用兑现。银行纸币的跨区域使用，仍需按当地习用的白银记账单位折兑；但是在形式上，不同地区已经可以使用同一家信用主体发行的统一制式的钞票。票面上“The Imperial Bank of China”的译名，则巧妙地暗示清廷似乎对银行作了信用背书。
更重要的是，银行建立起严格的“三分之一”准备金制度，各分行的总结清账以及用钞数目、所存现金数目必须对总行负责。不仅清廷可以派官员例行检查，盛宣怀还拒绝驻行董事自行请人查账，而是亲自选人复查一切账目。直至清朝灭亡，中国通商银行是发钞量最大的本国商办银行，其钞票长期受到外商的认可。此外，一些商业机构信任并领用该行在上海流通的钞票。这些都映射出银行机构统一货币管理的能力。
清廷授予中国通商银行的另一项特许，是由商办银行代理财政事宜。银行《大略章程》即提出发行国债、汇兑“京外拨解”与经营“公中备用之款”等项。1897年，银行商董还提议仿效西方国家印发债券、筹集国债。对于盛宣怀的诉求，户部谨慎表示要与各省关商议。光绪帝则果断谕令全国“凡有通商银行之处，汇兑官款协饷，如查明汇费轻减，即酌交通商银行妥慎承办，以重商务”。
一个重要的契机来自于1899年芦汉铁路“华股难招，洋债难还”。户部为续筹铁路建设用款，划拨各省白银300万两。此时的盛宣怀负责督办铁路事务，并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即由中国通商银行代为吸纳各省拨解。其中，黑龙江、库伦、福建等地的缴款开始由中国通商银行的当地分行汇至上海总行。于是，银行掌握了相当官方汇款，并顺利介入由票号长期承揽的官汇业务。
余论
回顾整个近代，中国通商银行远未能成为盛宣怀所计划的“宏伟工商帝国的基石”（程麟荪，2007）。然而，银行的创立是中国金融史的标志性事件，既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晚清中国的发展与影响，也是清代末期“自改革”的一个结果。迫于管理体制的落后与维系统治的需要，清政权从原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体制中划分权利，从“特许”走向一般，发展出新的经济部门。
作为第一家本土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业务经营未受到清廷干扰。晚清统治阶层不仅对相关经济权利的主观认识日益清晰，还逐渐意识到银行在货币发行与国家财政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戊戌维新时期，地方和中央户部的官员先后提出开设国家银行，由银行经手、偿还国内借款，“不归地方官吏”。至庚子事变以后，清廷再度筹议新政，走上了设立国家银行以管理财政与币制的道路。
上述变化发生在专制社会，自然拔出萝卜，也带出泥。其中之一便是被授予重要特权的中国通商银行，由筹办人盛宣怀及其关联企业、商人占据多数产权，王文韶及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均先后预订股份，成为官僚金融资本的开端。张之洞评价中国通商银行“不官不商，亦官亦商”，并非不了解银行事权与利权的划分，而是出于对盛宣怀身兼官督铁路与商办银行两项权力的担忧，有理有据。类似源自专制体制与权力文化的问题，也将困扰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