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6日至8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承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协办，参会中外专家60余人，黄德宽教授做主旨报告《关于中国古典学构建的几点认识》。

黄德宽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并担任教育部、国家语委“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学部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语言学科召集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

一、“古典学”与“中国古典学”

我国学者关于“古典学”的讨论，实际上涉及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一是世界古代史和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学者关注的主要是我国开展西方古典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可称之为中国的“西方古典学”；二是中国古代典籍、古文字和出土文献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学者则主要是根据自身学科发展需要，提出开展我国古典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可称之为“中国古典学”。近年来，“中国古典学”的构建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古典学”的提出以及“古典学”这个概念的运用，显然受到“西方古典学”的影响。尽管如此，中、西古典学却各有自身的历史渊源，二者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问题则有明显的不同。我们所讨论的只是“中国古典学”的构建问题。

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建设我国人文学科体系是很有意义的。但是，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立足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取向，在中国古典学学科内涵、建设目标以及如何建设等基本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必要将相关研究和讨论持续下去并引向深入，尽可能地在学术界形成共识，以推进中国古典学的建设和发展。

二、古典研究传统与中国古典学的构建

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其研究的对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目的、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古典学具有各自不尽相同的学科内涵。通过梳理中国古典研究的历史，与西方古典学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明确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内涵、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是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础性工作。

目前，学术界对中国古典学的认识已形成一定的共识，比如：就研究对象而言，将中国古典学之“古典”限定在先秦或先秦秦汉典籍（经典），认为中国古典学以整理研究先秦典籍为主要对象，这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就研究内容而言，强调古典学应以典籍文本的整理为基础，进而开展文本深度阐释和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中国古典学应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这与西方古典学以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献和古典文明研究为根本任务颇为相似。我们所谓的“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指的是先秦时期原创的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基础文献，不仅指历代公认的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还包括先秦时期所有与中华文明有关的文字记录。同时，两汉以降，先秦元典性文献的传承传播以及历代整理研究和阐释成果，体现了先秦元典性文献对中华历史文明传承、演进的深远影响，也应作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古典学以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元典性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就抓住了根本。我们所说的“上古文明”，主要指处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关键时期的先秦文明。中国古典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从中华文明曙光初现的传说时代到有文字记录的夏、商、周（西周、东周）时代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是一个含义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作为中国古典学基本任务的“上古文明”研究，指着重于以先秦元典性文献为基础、结合考古发现所开展的先秦文明研究，与一般意义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构建以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的中国古典学，既要充分发扬我国古典研究的传统，也要重视借鉴西方古典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古典学的比较互鉴，进而探索中国古典学构建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方向。牛津大学罗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认为：“中国和西方在古代阶段有很多相同之处，可以互通有无的领域远比我们现在所探讨的范围要大。中国建立‘中国古典学’这一新学科的学术价值将会远远超过现有学科，它可以扩展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并且促使学者将中国古代文化和遗产方面的研究与当代教育相结合。而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学’专业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很多观点值得互相借鉴。”罗伯特·恰德（Robert L. Chard）的看法颇为中肯。从现代学科建设的角度看，西方古典学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古典教育和学科建设等方面，对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无疑具有启迪意义。我们应该在坚持发扬古典研究学术传统的同时，中、西互鉴，熔铸新知，积极推进古典研究向具有现代学科属性的中国古典学的转型发展。

三、中国古典学构建的三个维度

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决定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的选择。在我们看来，可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系统开展先秦典籍与上古文明的整体性研究，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

（一）关于“文字”维度。“文字”是文献形成的基础。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字”，指的是先秦古文字及其记录的上古汉语。文字是中华文明最为重要的载体，先秦时期典籍的形成、传承都依赖于文字的发明和运用。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只有藉助语言文字才能走进先秦典籍，进而探索上古文明。因此，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必须具备古文字、上古汉语的基本素养，这就如同西方古典学者必须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一样。中国古典学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记载上古文明的汉语言文字延续至今，而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语言文字的古今演变，往往使后世对先秦典籍释读变得困难。因此，中国古典学研究既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古今延续性的优势，也要留意古今语言文字演进对典籍训释的影响，在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古典文献研究积累的训释成果的同时，充分重视运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的成果，以新材料和新成果检视传世文献和传统典籍的训释，在“文字”这个维度上为构建中国古典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关于“文本”维度。“文本”是古代典籍文献的存在形式，由文本稽考以揭示其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古典学的不二法门。西方古典学对古希腊—罗马手稿、抄本、铭刻文献的搜集、校勘、整理以及来源、流传的研究，中国关于古代典籍文献制作、传承、整理、校勘、辨伪、辑佚和阐释等研究，都可归之于“文本”研究的范围。“文本”研究是古典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构建中国古典学不可或缺的维度之一。我国古代典籍文本研究源远流长，裘锡圭（2013）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文献整理和传授、汉代对先秦以来典籍的全面整理都属于传统古典学的范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对古史、古书的质疑和辨伪，以及七十年代以来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考古新发现所引发的关于古书真伪、年代、体例、源流、校勘、解读等研究，是现代古典学的两次“重建”。倡导古典学的重建，一方面，是基于对先秦典籍文本整理研究应归属于古典学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战国、秦汉文献抄本新发现带来的巨大影响。因此，正如裘锡圭（2013）所言：“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而古典学的重建是离不开出土文献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继长沙马王堆帛书、 临沂银雀山汉简等重要发现之后，战国秦汉简本文献多批次问世，不仅有传世的《诗》《书》《礼》《易》《老子》等先秦元典文献，而且还有多种未能传世的先秦典籍佚文。这些战国秦汉出土文献是考辨先秦古典文献原貌及其传承、流变的一手资料，为构建中国古典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文献支持。古代典籍研究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出土文献文本研究价值的充分发掘，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三）关于“文化”维度。“文化”之所以作为古典学研究的维度之一，一方面，由于任何古典文献的产生和流传都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文化”对古典文献的释读具有决定性影响，“文字”的辨识、“文本”的释读都要尽可能地契合其产生和传播的历史文化场景；另一方面，古典学研究古典的目的，是为了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在西方古典学者维拉莫威兹（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看来，古典学的本质是“希腊-罗马文明研究”，“该学科的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的方法来复活那已逝的世界”。他认为“由于我们要努力探询的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的科学方法也是浑然一体的。”尽管古典研究要完全做到与历史场景的契合并“复活那已逝的世界”，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终极目标，但维拉莫威兹对古典学本质和学科任务的阐述，启发我们在古典研究中应该将“文化”确立为一个重要的维度。中国古典学要从“文化”这个维度出发，考索先秦典籍产生和流传的历史文化背景，并最终落实到对上古文明的形成、演进历程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和阐释。为此，在“文化”这个维度上，中国古典学研究必然要充分利用现代考古新发现以及历史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方法和成果，并以整体意识来阐释古代典籍的文化内涵，努力揭示我国上古文明的形成历史和发展情状。

从“文字”“文本” “文化”三个维度研究先秦典籍，是我国历代典籍研究的悠久传统，前人所谓“说字解经义”、“由小学而经学”之类的表述，实际上已蕴含了类似的思想。需要强调的是，古代典籍研究并非从“文字”到“文本”再到“文化”的简单递进过程，“文字”是“文本”产生的基础，“文本”是“文字”的存在形态，典籍的整理研究总是将“文字”“文本”统观，而并非将二者截然分开；“文化”要素则始终贯穿于古典研究的全过程，为“文字”“文本”的分析研究确定可信的历史背景以及阐释依据，并将古典研究导向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古典学的“文字”“文本”研究，与文字学、语言学、古典文献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但也有着自身不同任务和学科属性；“文化”虽然关涉古代史、考古学、艺术史、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但古典研究只是对相关学科知识、方法和成果综合运用的整体性研究，而不是将相关学科都纳入古典学的范围。我们认为，从“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来阐释古典学的要义，有助于将古典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区别开来。

“文字”“文本”“文化”三个维度相结合，可为构建当代中国古典学提供一种基本方法和可能路径。在构建中国古典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过程中，一是要重视发掘传统“小学”积累的丰厚成果，与古文字学、上古汉语研究结合起来， 在“文字”这个维度上实现古今语言文字研究的贯通；二是要重视发扬古代文献研究传统并利用历代形成的成果，与新发现的出土文献研究结合起来，在“文本”这个维度上实现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研究的融通；三是要重视将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与上古文明的探索结合起来，在“文化”这个维度上，揭示先秦典籍与上古历史文化的深层关系，探寻上古文明的历史面貌、演进轨迹和发展规律，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开拓思想源泉。  

黄德宽教授

黄德宽教授

（本文系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第三分论坛“古典语文与古典学传统”主旨报告，由西南大学、中希文明互鉴中心供稿、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