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晓，住家阿叔开着三轮摩托，将自家种的蔬菜运到集镇上售卖，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在旅游开发之前，勐景莱大部分村民都以务农为生，从最早种植水稻，到后来的橡胶，再到如今的火龙果和苹果枣。无疑，从稻作到经济作物，预示着村民逐步被卷入市场，平添许多不确定因素，希冀间夹杂着不安。阿叔几年前改种火龙果，从租地、育苗到施肥，投资了十几万，前几年价格还不错，但种的人渐渐多了，价格自然往下走，由不得人。田野最初，我们跟着阿叔去过他家的火龙果地，离村寨不到两公里，现在正是火龙果收获的季节，大概半个月可以采摘一次，阿叔家里忙不过来，雇了几位阿叔阿婶帮工，他们来自临沧，在附近村寨租房暂住。阿叔说，疫情之前还能雇到缅甸工人，工价便宜，疫情结束后，缅甸劳工进不来了，工价自然就涨了，没办法。采摘的火龙果当天就要送到收购站，按照品质定价，阿叔会留下一些不同品质的火龙果，在家里兜售给游客。

村民的火龙果地

之前村民也种了不少橡胶树，但胶价起伏不定，2018年跌至七八元一公斤，若是算上割胶、运输费用，可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村民只好搁置，另谋出路，只是偶尔去林间照看一下。2012年，打洛边境游恢复，之前曾因缅甸勐拉博彩业兴盛而一度停止。勐景莱作为边境村寨，兼具乡村风景与民族特色，渐受游客青睐。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顺势而为，推动村寨景观打造，集传统村落保护、田园风光、热带农业以及休闲旅居为一体，直接将村寨转变为景区，村民每年可从景区门票中获得一定提成，村中一部分土地也租给旅游公司，用于景区建设，在景观营造中，还融入了傣族非遗（傣陶、傣纸、竹编、榨糖、傣锦）体验项目，部分项目并非勐景莱固有，属于民族旅游开发中的“文化拼接”，在增加旅行团游客参与感的同时，也制造出一个大众易于接受的傣族印象。

旅游为村民带来收益，也悄然改变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不少村民借旅游开发之“东风”，开始自建民宿，经营农家乐。早期的民宿基本上是在原有的傣楼中改造，在二楼隔出一部分空间让游客居住，但这样分隔出来的房间条件有限，通风、采光都不尽如人意，比较适合深度游的背包客。随着旅游的发展，有的家户开始在原有傣楼旁重新建起附楼，在房间中加装卫生间，使之达到客栈的标准。再后来，有的村民索性重建傣楼，融入不少现代民宿的元素，包括隔音、空调、舒适、美观等等。民宿的发展使旅游的前台和后台进入寻常人家，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接受陌生人的“进进出出”，习惯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与他们交流，渐渐开始用游客听得懂的方式介绍傣族的风俗习惯，如果需要，他们还能为游客做上几道可口的傣家饭菜。而农家乐的经营，也在改变着村民的起居作息和饮食习惯，他们需要对傣族菜式做出新的调整，比如“孔雀宴”，一种被旅游文化包装出来的傣族宴席，又如，基本不再制作“剁生”，因为大部分游客不吃生肉。

村寨中的民宿

2016年，勐景莱的旅游达到高潮，旅行团、背包客纷至沓来，与打洛边境一日游、独树成林景区一同构成环线。村民配合公司开发，积极参与傣族村寨旅游，本身自然也被置于游客的凝视之中，成为一种关于“原真性”的文化展演。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边境关闭，旅游全线叫停，不少村内新修的客栈就此闲置，直到如今才慢慢有所起色。不过，疫情对村民的冲击没有想象中严重，虽然过去旅游开发如火如荼，但并非全民参与，很多家户仅将之作为收入的一部分，农业经济依然是重要的收入来源，加之客栈都是建在自家宅基地上，也就没有太多的日常耗费和支出。但这对旅游公司影响极大，疫情中基本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这也迫使公司在疫情之后重新设计旅游规划，加入康养、研学等项目，这些项目似乎更加“高端”，村民参与度随之降低，获益较少，积极性自然也有所下降，甚至对如何合作开发村寨旅游产生分歧。

旅游开发，就如双刃剑，在保持文化自信、自在生活与提供旅游服务、创收获益之间，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首先，被建构的傣族文化渐渐进入勐景莱村民的日常生活，寨心、神树、佛寺、傣陶、傣纸、傣锦，这些外界对傣族文化的简单理解被旅游景观进一步固化，加之村民的参与和导游的讲解，则加深了这些脱离原生态语境的刻板印象。其次，在勐景莱，不同时期旅游开发的侧重点不同，景区旅游线路的设计，将村寨分成了“中心”与“边缘”，中心区较为旅游化，村民生活成为旅游展演的一部分，民宿、餐饮也集中于此。而在不同地段，旅游带来的收益和影响自然不同，村民对此意见不一，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再者，民族旅游，作为现代性产物，映射着城市人对田园景色、休闲生活和民族风情的想象，一旦实际情况与其期待不符，便有可能产生情绪与不满。在田野中，我们就经历了关门节期间住在村中民宿的某一游客以影响休息为由，执意要求村民停止欢聚，显然，她所想看到的，或许并不是真实的民族文化与生活，而更似一种想象的消费文化景观，一种城市中无法实现的幻梦。

傣陶研学

游客与东道主，来来往往之间，也在相互影响。“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与旅行者的诗和远方相映，同样带给村寨年轻人不少憧憬与期待。村中的年轻一代，大多有外出打工的经历，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将来能过上好日子。村中学习好的小孩，大多已离开村寨，到勐海或是景洪就读中学，准备高考。但是，对于村民而言，外面的世界，既精彩，又无奈。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对村外世界的理解，多少是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消息来源复杂，网络、媒体、坊间传闻，以及自身和亲朋好友外出谋生的经历等等。他们希望子女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发展，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究竟怎样，大学、专业与未来职业的关系如何，又怎样实现这样的目标，却更多存于模模糊糊、朦朦胧胧之中。而对于更年轻的一代，面朝黄土背朝天、以农为生的传统农村生活太过辛苦，大抵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如今，村中的田地，多数都是五十岁以上的村民继续耕种，若是家庭劳动力不足，索性租给他人种植经济作物，留下来的年轻人，要么在村寨开民宿，要么在镇上打零工，很少参与家中农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村寨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向往，也都跃跃欲试，但勐景莱却没有出现与内地农村一样的空巢现象，目前村中大约还有六七成年轻人留在本地。疫情之前，一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甚至去缅甸种植经济作物，也有村民从事小额边贸。疫情之后，很多人选择就近工作，如经营民宿、餐饮，售卖热带果干、旅游纪念品，或在旅游公司做导游，在镇上开店打工，或者与父辈一起，投入农业经济，主打销售和管理等等，日常生活仍然以村寨为中心。的确，多元多样的生计方式使村民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使勐景莱成了既可以走出去，又可以回得来的家乡。“能出去最好，若是过得不好，回来也没问题”，在与村民谈及子女的未来时，常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与城市年轻一代的“卷”构成了强烈的反差，绩优主义与效率至上，无形之中使教育成了“唯一的希望”，阶层跃升，不进则退。悬浮之中，新异化正在吞噬着城市年轻人的未来。

窗外的风景

应当说，在勐景莱，村民的日子，大抵过得自如自在，除去农忙时间之外，显现出一种城市生活中难以得见的“松弛”。诚然，村民的衣食无忧自是重要，但这种松弛更来自于社群，来自于文化。在我们绘制村寨社会地图时，以亲为邻的空间布局较为常见，不少老咪涛（傣语对年长女性的称呼）都说儿女的家就在附近，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而在村中各种活动，如赕佛、建房以及红白喜事等，亲朋好友以及年龄组（打老庚）都会参与其中，互帮互助，情感归属，油然而生。更重要的是，佛教信仰为村民提供了持久、稳定的人生意义。业报积累，因缘聚会，使村民在世事变幻中不至于患得患失，这也是旅居在外的村民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一定要返回村寨，共同庆祝，布施礼佛，滴水回向的原因。反观城市，世俗生活以及社会的加速度，使人的生活愈发趋向单向度。自我与社会的疏离，使忙碌中的人甚至无法慢下来，停一停，想一想，什么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勐景莱的慢与城市生活的快，鲜明对比之下，值得我们细细体会。

当然，勐景莱的松弛背后，也存在着另一种持续的焦虑。一方面来自农业靠天吃饭。春种秋收，看似简单的道理，背后却蕴藏着诸多的不确定。村民与我们谈到，种地最怕天气不好，尤其是水果种植，倘若开花时节暴雨不断，花粉被打掉了，自然无法结果，就意味着今年颗粒无收。八月初，阴雨连绵，成熟的火龙果无法采摘，时间长了就会烂在地里，又给村民带来不少担忧。另一方面来自市场与国家。经济作物，价格源于市场，自然会被卷入供求关系的浮动之中，非个人之力能够掌控，因此，何时种植何种作物，投资多少，村民一定程度上也在承担无法预估的风险。再就是政策的变化，田地可以种什么，能种多久，不同类型的土地又如何管理，耕地红线与农民收益如何平衡，政策出台，或许初衷是好，但如果不能切合实际，直接受其影响的则是村民的切身利益。一天深夜，和村中一位阿叔聊天，他刚刚从火龙果收购站回来，最近火龙果丰收，大家都忙着采摘，收购站里排起长龙，对果农而言，盛产影响价格，不见得就是利好。他一边躺在椅子上休息，一边说到，“国家要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但对农民而言最重要的是稳定，不管种什么，最好几年内政策不要有太大变化，不要反反复复，到头来苦了老百姓，老百姓收入不稳定，过得不安心，对国家也不好……”

是夜，雨一直下。淅淅沥沥，透着几多悲喜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