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韩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正在逐步增加，作品的多样性也在扩大，除了新兴作家之外，还包括经典作品。韩国现实主义作家黄晳暎在韩国被称为国宝级作家，金爱烂和李沧东曾都受到他的作品影响。近期他的小说《日暮时分》简体中文版上市，该书以韩国一个贫民社区的变迁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朴敏宇经历的时代和乡愁。这部小说曾获2018年爱弥儿·吉美亚洲文学奖，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本文摘自《日暮时分》（黄晳暎著，徐丽红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磨铁·大鱼读品2024年9月出版）的导读。澎湃新闻经磨铁·大鱼读品授权刊发。

黄晳暎“故园三部曲”系列之一《日暮时分》简体中文版封面

随着韩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日益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许多作品令人眼前一亮，有的作家甚至被中国读者誉为天才。其实说到“天才”这个字眼，我不由得想起了更早的人选——已经年逾八旬的韩国文坛巨匠黄晳暎。黄晳暎的作品在国内曾有零星的翻译出版，不过早期大家对韩国文学还比较陌生，关于黄晳暎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也很有限，以至于难以从整体上认识这位“宝藏作家”。

韩国作家黄晳暎

我很早就读过黄晳暎的小说，最初也是通过单部作品来窥探他的文学世界。后来顺着他的年谱重新阅读，这才加深了对他的理解，不由得深深感叹，黄晳暎作家真不愧为韩国文坛的“太史公”。通过个人对历史的认知和了解，黄晳暎活化了韩国近代史，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叙事，它们成为韩国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宝贵财富。1943年，黄晳暎出生于中国长春，自小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母亲是朝鲜人，黄晳暎两岁那年，母亲带他回到故乡平壤，暂住在外婆家，过了两年。这期间，幼小的黄晳暎迎来了朝鲜半岛惊天动地的剧变——一个半岛变成两个国家。母亲带着黄晳暎到了汉城（今首尔），住在永登浦附近。刚到就读小学的年纪，朝鲜战争便爆发，黄晳暎不得不离开学校，为了生存而到处流浪。16岁那年，还是高中生的黄晳暎开始显露出文学方面的天分，先后在景福中学校刊发表了随笔、诗歌、短篇小说等作品。1961年，黄晳暎出人意料地办理了休学，到韩国南方地区流浪了大半年，回来后便写出了短篇小说《立石附近》，一举斩获《思想界》 新人文学奖。尽管当时他只有19岁，然而篇幅不大的小说中蕴含着无穷的力量，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流露出对于生命、命运的穷极思索，笔触冷静沉着，颇显老辣。

社会的动荡和青春期的激情让这个阶段的黄晳暎骚动不已。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同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辗转于各地工厂打工。这个过程也帮助黄晳暎深入了解底层工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后来的创作积攒了丰富的素材。越南战争爆发后，朴正熙政府为巩固韩美同盟，不顾国民反对而悍然出兵，1965年到1973年间，先后向越南派遣5批部队，共计32万余人次。这使得韩国在越部队常年保持在5万人左右，人数仅次于美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龄青年黄晳暎也在1966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于次年赴越作战，直到1969年5月退伍，总计服役3年多，亲身经历了韩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

至此，黄晳暎便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长。自幼出生于异国他乡，童年经历惨痛的战争，颠沛流离，学业断断续续，有过流浪、打工、出家、当兵的经历。这些经历既是惨痛的回忆，也是他生命中宝贵的养分，同时为他提供了观察国家、民族、社会的窗口。后来的文学生涯中，他不断回望这段岁月，不断反刍这些经历，最终通过一部部卓尔不群的小说映射了民族的历史。

作家黄晳暎青年时期

黄晳暎的文学世界磅礴而深远，几乎达到了韩国文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能达到的极致。大致可以梳理为以下几个板块：

第一，反思朝鲜战争造成的民族分裂和对个体不可挽回的伤害，如《韩氏年代记》《客人》等；第二，通过越南战争思考韩美关系及战后创伤，如短篇小说《塔》《骆驼眼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等；第三，反思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社会的隔膜，以及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凋敝与消亡，如《去森浦的路》《客地》《猪梦》等；第四，对民主化运动的观察和反省，如长篇小说《故园》，短篇小说《峡谷》等；第五，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审视和再观照，如大河小说 《张吉山》《沈清》《钵里公主》 等；第六，对韩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前途的批判和忧虑，如《江南梦》《熟悉的世界》等。

《韩氏年代记》封面

《韩氏年代记》是黄晳暎的代表作，也是韩国文学作品当中书写朝鲜战争的名篇。主人公韩永德是平壤高等医专的高才生，毕业后在金日成综合医院的妇产科担任医生，他医术精湛而且品性善良，无法融入因战争而扭曲的权贵阶层，加之时局动荡，便独自离家南下到了韩国，却因形迹可疑遭到大邱警察署的政治审查。好不容易洗清了嫌疑，凭借精湛的医术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却又遭到合伙人的陷害而入狱。等到稳定下来之后，韩永德与丈夫被抓走的尹女士结婚，重新组建家庭，并且生了个女儿。然而战争已经抽走了韩永德的灵魂，他像行尸走肉一样游离于社会之外，尽管有了家庭和孩子，但似乎还是无法融入新社会，只能四处流浪，勉强度日，最后孤独终老。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碎了让人看。韩永德的命运令人唏嘘，让人不禁反思战争的残酷。青年才俊韩永德原本应该拥有美好的生活，但是战争摧毁了他的家庭，也摧毁了他的人生。

《韩氏年代记》发表于 1972 年，可以说它奠定了黄晳暎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他努力保持客观视角，单从人性角度反思战争的残酷。1989年，黄晳暎曾应朝鲜文联之邀秘密访问平壤，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发现了北边革命作家和南边进步作家的共同点，建议南北作家共同创办杂志，在民族统一之前先以文学为媒介实现南北双方情感的沟通。这次访问导致他在海外流亡多年，直到亲眼看见了柏林墙的倒塌，才于1993年决定回国投案，结果被判刑7年。长期的流亡和监狱生活给了黄晳暎更宏大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200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客人》同样描写朝鲜战争，不仅角度与之前大为不同，其反思精神也更为深刻。主人公刘约瑟牧师回到故乡朝鲜，参观了“屠杀博物馆”，颠覆了原以为是美军屠杀信川民众的认知。黄晳暎借用韩国民间的巫俗信仰，让梦境和现实相互交织，血淋淋地揭示了战争泯灭人性、谎言覆盖真相的事实。《客人》不仅在思想上有所深化，也体现出黄晳暎在形式上对民间文化的借重，这种风格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得到加强，成为重要特点之一。

自越战归来之后，黄晳暎很快就写出了短篇小说《塔》，并在1970年入选《朝鲜日报》新春文艺奖，这也是黄晳暎正式登上文坛的信号。小说中，九人小分队负责守护一座越南的古塔，遭到游击队和当地村民的猛烈攻击。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美军却用推土机铲平了古塔，前期的付出随着塔的坍塌化为乌有。小说借用古塔的命运反思了韩国参加越南战争的意义，最终归之于虚无。黄晳暎反思了韩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地位，映衬出韩美两国关系中的不对等，同时也影射美国人对于东方价值观的蔑视和无知。两年之后发表的《骆驼眼圈》着眼于战场撤退，并从精神维度描写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越南战争在黄晳暎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深深的沟壑，自然不是几个短篇小说所能写尽的。

1988年，黄晳暎出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更大规模地反思这场战争，并于第二年获得万海文学奖。《武器的阴影》秉持了黄晳暎一贯的怀疑精神和现实主义维度，不过也突破了过去的男性视角，转而聚焦于越南女性小安和韩国女性吴惠贞，通过她们的视角否定战争本身，反思战争对人性的异化。

郑晚熙导演的电影《去森浦的路》剧照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掌握了韩国政权，大力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促使韩国迎来经济的腾飞，跃升到“亚洲四小龙”的行列，韩国也从传统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对于韩国而言，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社会财富飞速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然而亮丽的光环之下埋藏着层出不穷的问题。黄晳暎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痛点，先后发表了大量描写产业化题材的小说，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去森浦的路》。冰天雪地之中，年轻的流浪汉英达、刑满释放者老郑和陪酒女百花三人结伴同行，踏上去森浦的路。“说起来全世界都是苦海”，三个人都吃尽了生活的苦，渴望到森浦疗愈身心，森浦就是他们身体的休憩地和精神的避风港。不过，森浦早已不是想象中的心灵故乡，工业化的大脚将这里踩得面目全非，“去森浦的路”注定是失望的路。黄晳暎举重若轻，点到为止，却又无比沉重地写出了工业化冲击之下的农村凋敝，以及在这场历史变局中韩国人精神原乡的消失。茫茫的白雪和冷酷的冬日旅程为作品笼上绝望的基调，“路”是脚下走过的路，也是社会的前途，象征着黄晳暎对于韩国未来的担忧。发表之后，《去森浦的路》深受读者欢迎，引发热烈的反响，成为韩国代表性的“旅路小说（公路小说）”，不久就被著名导演郑晚熙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被认为是韩国20世纪70年代的符号。

众所周知，韩国现代化的突出特点就是财阀的崛起导致财富的过度集中，这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分享经济腾飞的红利，反而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忍受资本的剥削。这道韩国社会的难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显露端倪，黄晳暎的中篇小说名作《客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这个现实。一批外地来的民工聚集在工地上干活儿，这个工地和其他工地都差不多，环境恶劣，工作量大，还要忍受监工们的欺压和盘剥。为了改变环境，提高待遇，大尉、东赫等年轻民工组织大家起来罢工。罢工进行得非常艰难，世态人心尽显无遗。有人只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有人被资方收买，反过来破坏罢工，坚持到底的只有极少数人，抗争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失败。《客地》既是韩国产业化进程的缩影，也呈现出黄晳暎对于人性的洞察和批判。读完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黄晳暎对于韩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深感绝望，尽管小说不可能解决这道难题，却也为高速发展的韩国社会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1980年5月是韩国现代史上不可磨灭的记忆，也是20年经济高速发展道路上的急刹车。1987年发表的《峡谷》以日记形式回顾了这段经历。“我也像老故事说的那样，踉踉跄跄地走向幽深又黑暗的峡谷。”黄晳暎深刻地指出个体和社会留下的难以磨灭的伤痕，后来的韩国只是在幽深而又黑暗的峡谷里探寻出路。

1998年，刚刚出狱的黄晳暎在《东亚日报》连载长篇小说《悠悠家园》。主人公吴贤宇曾经坐了18年牢，这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虐待。等他出狱之后，母亲已经去世，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贤宇来到芦苇山，孤独地住在曾经和恋人韩允姬短暂生活过的小小庭院。小院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里维持了原貌，保留下贤宇的记忆。凭借韩允姬留下的书信、日记和画作，贤宇回忆起了曾经奋斗过的岁月。允姬则远赴德国，为贤宇生了个女儿，崭新的生命似乎抵消了岁月的虚无。“过去，我们曾历尽辛酸。现在，我们跟所有的日子都妥协和解了。亲爱的，再见了。”黄晳暎将个人经历融入小说主人公的生命，颂扬了那个时代奋不顾身地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青年人，和解不是遗忘，韩国社会后来的发展和进步抹不去他们奋斗和牺牲的身影。

黄晳暎对韩国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省察。1974年到1984年之间，他在《韩国日报》连载了长篇巨著《张吉山》。张吉山是朝鲜时代的大盗，与洪吉童、林巨正并称为朝鲜三大侠盗。黄晳暎参考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书写历史传奇的同时也赋予张吉山以全新的时代精神。朝鲜时代后期，因为外来文化的进入，朝鲜社会的传统文化、政治和生活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张吉山便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率领民众奋起抗争，演绎出感人至深的时代悲歌。在这部长篇巨著中，黄晳暎又运用在《客人》中使用过的技巧，大量采用民间曲艺和传说，让历史在神秘和现实之间纵横回旋，写得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2003年，黄晳暎出版长篇小说《沈清——莲花之路》，小说主人公沈清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孝女，为了让父亲复明而自愿投海而死，她的父亲也得以重见光明。小说中，黄晳暎改变了沈清的命运，让她投海之后被人救起，卖给中国茶商，改名为莲花。茶商死后，沈清又被茶商之子卖到青楼，不堪折磨的沈清密谋逃跑，却又被卖到了基隆。后来被英国人詹姆斯带到新加坡，转卖到日本。这个过程中沈清的名字不断被更改，她也渐渐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来时路。直到80岁回到故乡，沈清才在寺庙供奉的孝女牌位前找回了自己的真姓名。这部小说想象奇特，结构宏大，赋予沈清全新的命运，并通过她个人的流离之路，勾勒出东亚民族现代化的艰辛进程。

黄晳暎对于韩国的现代化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冷眼旁观，毕竟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代价是人性的泯灭和传统的消亡。2010年，黄晳暎出版了新作《江南梦》。 这部小说以1995年发生的“三丰百货大楼垮塌事件” 为缘起，回溯了首尔在过去15年的演变史。“江南”是首尔市江南区，聚集了首都的富豪新贵以及大量的电影公司，堪称“首尔梦”的象征。黄晳暎将过去15年称为“群狼与群狗的时代”，批判了首尔纸醉金迷的生活及其背后的物欲横流和社会秩序的崩溃。

2011年，黄晳暎推出新作《熟悉的世界》。小说背景设在城乡接合部的垃圾场，通过主人公“金鱼眼”的视角，揭开城市繁荣表象之下的满目狼藉。每天都有无数的垃圾流出城市，倾泻到河口附近的垃圾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以垃圾为生，从中捡取尚有价值的废品。金鱼眼帮着妈妈干活儿，意外结识了“疤头”“鼹鼠” 等少年，辛苦又无聊的日子终于有了星星点点的光芒。金鱼眼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垃圾场边缘的人家，结识了杂货商爷爷和他的女儿，女儿的精神似乎不正常，却又能与柳树沟通。中秋之夜，她在柳树下虔诚地祭祀，召唤死去的亲人们回来享用美食。后来，一场大火烧光了垃圾场附近的窝棚村，也烧掉了维系着故人灵魂的柳树，杂货商爷爷的女儿被强制送进了医院，原来流连在附近的灵魂也纷纷迁徙而去。这时，金鱼眼终于明白：正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共同制造出那么庞杂的东西——无数城市边缘到中心的房屋、建筑、汽车和河边道路、铁路桥、照明灯光，以及震耳欲聋的噪声、酒鬼的呕吐物、垃圾场、废弃物、尘土、烟雾和腐朽的臭味，还有剧毒品。但是，无数的花草仍将像往常那样冲破原野上的灰烬，冒出地面，迎风摇曳，被熏黑的树枝上终将长出嫩叶，紫芒终将长出葱绿的新芽。《熟悉的世界》延续了黄晳暎的主题风格，更像一曲献给传统生活的哀歌：眼前熟悉的世界是多么陌生，而陌生的世界才是本应熟悉的世界。

以上简单梳理了黄晳暎的文学世界，挂一漏万，只能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黄晳暎的作品充满了实践性、人民性和抒情性，蕴含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

他不是那种坐在书斋里遥望世界的书生，而是亲临现场，亲赴国运，感受社会变革的脉搏，进而思考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打工、坐牢、流亡、幽居，苦难的经历和曲折的命运让他和国家、民族保持历史的同步，并以磅礴的文学世界贯穿了韩民族乃至朝鲜半岛的命运，可以说真正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称之为“韩国文坛的太史公”并不为过。

近年来，黄晳暎始终抱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不断推出新作，继续扩大自己的文学版图。他的作品也早已走出国门，被翻译成众多语种，引入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日本等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是韩国文学巨匠和最有可能代表韩国文学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