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叙述神话

1916年，李·帕克（Lee Parker）离开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阿霍斯基（Ahoskie）的烟草农场，来到了中国上海。六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刚刚从美国来，受雇于英美烟草公司，负责‘让每一个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嘴里都叼上香烟’。”帕克的父亲供他到维克森林学院读书，希望他毕业后能成为为数不多的白人专业人士（white professional class）的一员。但即使有大学学位，“乡下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帕克回忆说。他听说当地威尔逊市有一位烟草市场的采购员在为中国分公司招聘年轻人，便向自己的兄弟借了五美元前往威尔逊。帕克在烟草仓库当场接受了“半分钟到两分钟”的面试，此后他的人生道路突然转向东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的香烟推销员。

1905年至1937年，数百名年轻白人男子从种植烟草的弗吉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来到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工作，帕克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的香烟消费量急剧上升。美国南方人占据了公司每个部门的管理职位。理查德·亨利·格雷戈里（Richard Henry Gregory）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格兰维尔县，负责管理农业部门，美国南方人就是通过这个部门向中国农民介绍亮叶烟草和烤制（curing）系统的。

20世纪20年代，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罗利的艾维·里迪克（Ivy Riddick）管理着上海的大型香烟厂，那个时期爆发了大型罢工事件和反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詹姆斯·N.乔伊纳（James N. Joyner）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德斯伯勒（Goldsboro），1912年至1935年在中国从事销售工作，是两大销售部门的负责人。在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快速扩张的数年里，来自北卡罗来纳州里兹韦尔（Reidsville）的詹姆斯·A.托马斯（James A. Thomas）是负责中国业务的“一把手”。每个管理人员的背后都站着几十个普通员工，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南方白人，为中国分公司工作一个合约期（4年）或多个合约期；在其运营期间，曾有数百名美国南方人来到中国。

这些人处在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之中，这个关系网把来自美国南部偏北地区亮叶烟草产区的白人男性挑选出来，让他们进入美国和中国的新兴企业。这些人的父亲、兄弟和表兄弟则留在美国，在当地同时兴起的香烟公司从事类似的工作。要想成为这个跨国关系网的一员，必须是白人男性，并与亮叶烟草的种植、烘烤、拍卖或生产有一定联系。重要的不是这个人知道什么，而是他认识谁，因为对于那些有亲属从事烟草贸易的人而言，即使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特别的培训，也没有什么经验，仍旧可以进入这个行业。这个关系网起到了管理系统的作用，它协调了美国和中国白领经理的聘用和安置问题；它与董事会一样，构成了跨国烟草公司的结构基石，更重要的是，甚至影响了日常决策和企业文化。

在此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那些通过亮叶烟草关系网来到中国的人的经历，部分原因是这些南方农村人似乎不太可能是全球资本家。他们大多数在踏上中国的长途旅行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多数人来说，上海是他们见过的最现代化、最国际化的地方。总体来讲，他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有少数人，比如帕克，毕业于温斯顿-塞勒姆（Winston-Salem）的维克森林学院或达勒姆的三一学院，其他人则很早就退学开始工作，就像詹姆斯·A.托马斯10岁时那样。他们当然都不吸烟。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香烟是城市里那些老油子的专属；南方人都是嚼自己种的烟草。傍晚时分，叼上烟斗，好不惬意；生意场合，抽根雪茄，功成一半；但是香烟却没那么流行。在中国，亮叶烟草关系网中的男人成为首批臣服于香烟的人，这笔“买卖”几无难度，因为他们可以从公司免费获得香烟。一些当代读者习惯性地认为农村生活，尤其是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农村生活是与世隔绝、思想偏狭的，在他们看来，亮叶烟草关系网里这些跨国工作的人可能有些另类。然而，尽管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讲，他们与金融大都市纽约相距甚远，但他们却成为全球第一批跨国公司的代表，进而推动了与现代性联系密切的商品——香烟的发展。

只有思考这个关系网是如何安排各级员工等运作问题，我们才能理解含有亮叶烟草的香烟品牌是如何在美国和中国同时迅速崛起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消费者对由100%亮叶烟草制成的皇后牌香烟（Ruby Queen cigarettes）青睐有加，销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美国，用亮叶烟草制作混合型香烟的骆驼牌香烟（Camel cigarettes）销量飙升，遥遥领先于竞争对手。通过占领这两个巨大的市场，骆驼牌和皇后牌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两个香烟品牌，毫不夸张地说，它们也改变了世界。取得这些成绩之后，烟草公司走向了品牌化的前沿，尝试用新的方法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让他们甘心掏腰包。不论在世界哪个地方，香烟都成为城市“现代”生活的视觉化代表，而且由于它们在个人及团体社交中具有重要作用，香烟也成为各类人事争端与纠纷中颇具象征性的社交产品。仅仅靠向中国出口一根美国香烟，企业是无法实现这一壮举的。相反，这个关于香烟的历史叙述是两国间跨文化的交流成果，因为创新和生产是在日常的企业活动中发生的。

骆驼牌香烟广告

亮叶烟草香烟本身在烟草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它也是企业赋权深刻发展历程中的附属品。美国的烟草业起初是以商业伙伴关系而非公司的形式肇始的，但随着公司权力的转变越来越大，新型商业行为成为可能，烟草业也得以合并和扩张。松散的新公司法、《第十四修正案》、日益重要的股票市场以及企业集团为扩张做好的准备，都为新的发展潜力创造了空间；烟草公司竞相将这些潜力转化为利润和声望。实际上，在行业形成之初，即远在以公司形式运作之前，烟草业就已进入了国际市场。来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路易斯·金特（Lewis Ginter）凭借亮叶烟草香烟率先在伦敦大获成功。五家美国本土烟草公司巨头的所有者互为合作关系，他们明白，烟业行业未来的希望在国外市场。随后，他们在新泽西联合成立了美国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ATC），以此对当时产能最高的邦萨克（Bonsack）卷烟机实现越洋控制。

然而，在美国烟草公司成立后，初建成员之一詹姆斯·B.杜克（James B. Duke）从金特手中夺取了美国烟草公司的控制权，并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扩张计划。经过紧张激烈的竞争，美国烟草公司很快吞并了数百家经营嚼烟和烟斗烟草的公司。如此一来，美国烟草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亮叶烟草的供应。这种商业行为甚至有面临法庭指控之嫌，但新泽西州的公司法和第十四修正案对私人财产和正当程序予以保护，该公司因而成功规避了政府的监管。

美国烟草公司也立即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海外扩张计划。公司通过股票市场筹集部分资金后，收购了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烟草公司，并于1902年与英国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 of Britain）合并，成立了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BAT）。美国烟草公司和帝国烟草公司同意互不涉足对方的国内市场，但合并了两家的海外资产，使英美烟草公司成为一家完全致力于海外扩张的跨国公司。美国烟草公司拥有英美烟草公司60%的股份，詹姆斯·B.杜克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美国烟草公司和后来的英美烟草公司的海外扩张成为英美帝国主义扩张历史的一部分，它既利用帝国权力为外国公司赢得了特权，也承担了榨取利润和强行操纵的角色。英美烟草公司的触手很快伸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成为它在海外最大的贸易基地。

亮叶烟草关系网是企业扩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中国和美国实地建设那些地理条件迥异的大型农业和工厂体系的过程中，这个关系网起到了指导和管理的作用。除根据种族、性别和地区来挑选某些白领员工外，这个跨国关系网还充当了亮叶烟草、香烟、亮叶烟草种子和相关管理知识的流通渠道。这些管理知识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源自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色彩。此外，虽说这个关系网是企业结构的一部分，但它仍在美英企业帝国的海外落地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人们对企业帝国最好的理解是，它不仅仅是某种占领或统治势力，它还包含“由迁徙、信息、权力和规则组成的等级关系网，这些关系网由在全球流动的劳工、移民和管理者组成”。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可以认为亮叶烟草关系网是企业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给中国和美国国内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企业赋权是通过无数人之间的日常创新和交易实现的；反过来，香烟的跨国成功也得益于这些努力。在日常商业实践中，公司权力与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的出现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决定了美国在20世纪全球秩序中的地位。亮叶烟草关系网在我做本书的研究之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是它将美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管理阶层的成员同时也是这个关系网中的成员，他们完全依赖于公司员工，包括中国的企业家、经理、销售员、工厂工人、农民和佣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白人农民和工厂工人、非洲裔美籍佣人在内的员工们，也是公司的创建者。作为社会组织，美国和中国香烟公司的内部情况非常复杂，人们的日常接触必须跨越种族的差异，否则根本无从实现香烟的生产和销售。

直到现在，这段历史仍然不为人所知，因为我们深陷在资本主义的神话中。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关于烟草业的叙事几十年来在许多平台重复上演，似乎已成常识。第一个源于对企业家的崇拜。这个叙事认为，詹姆斯·B.杜克具有出色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这使他从一开始就掌控了这个行业。在他的竞争对手生产手卷香烟时，杜克却引进了更高效的机器制造香烟，降低了成本，获取了利润，从而脱颖而出，并迫使他的竞争对手与他合并成美国烟草公司。这个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成功归因于杜克自命不凡和敢于冒险的个性，他拒绝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行事，遵从自己卓越的商业远见。

第二个历史叙述则与现代性这个母题有关，认为先进的技术塑造了现代商业形式和商品从西向东传播的统一模式，如卷烟机与大型公司和香烟之间的关系。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评价各不相同：一种认为这是传播先进事物的好善之举，另一种认为这是企业帝国的暴力扩张。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这种叙述的支持者都同意，西方的烟草公司代表在国内开发了新技术和新产品，开拓了新的商业形式，然后扩大规模，将它们出口到世界各地，在那里他们改变了更“顺从”和更“原始”（或“不发达”）的社会。

我把这两种叙述称作神话，因为它们是没有史实依据的英雄故事。它们是一套明显罔顾事实、掩盖香烟历史的资本主义理论。詹姆斯·B.杜克和那些烟草公司确实很有影响力，但我们如何表述这种影响力则会让世界大变模样。若想用新的叙事方式来解读烟草公司的历史，必然要用新的视角去看待资本主义的创新与扩张。

反思创新

在宏大叙事中，詹姆斯·B.杜克已成为受人尊敬的典型——一位才华横溢、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他以卷烟机重组香烟产业的传说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理论的教科书级案例。这种理论在21世纪初再次强势兴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里，熊彼特发现了一种创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企业家通过运用新技术来打造更便宜、质量更差的产品，从而颠覆了现有的商业惯例。之后，这位创新者降低产品价格，让后知后觉的竞争对手措手不及，并围绕新的成功模式重组了行业。

熊彼特本人呼吁学者们继续在史实中寻找这种模式的范例，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开始把杜克视为创造性毁灭者的典型代表，然而对实际的历史记录却态度草率。著名的商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在他的经典著作《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历史学家从不考证史实。从此以后，这一小则叙事几乎出现在每一部关于烟草或香烟的历史中，不论对其是批评还是褒扬的态度。这则不实之词从商业杂志流传到流行杂志和网站首页，从商学院流传到高中，甚至目前已被纳入美国大学的历史预修课中。换句话说，杜克发明卷烟机的叙事塑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普遍看法。

问题是，这个叙事实际上是错误的。杜克在香烟和机器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创新。事实上，杜克的一些创新甚至在他的家族公司开始生产香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卷烟机确实举足轻重，但所有的主要生产商都可以使用这些机器。关键在于对海外市场中的机器控制。通过合并，主要的香烟制造商加强了对邦萨克机械公司的钳制，该公司威胁只将海外专利授予一家美国公司，或者也可能是一家“外国”公司。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杜克在早期香烟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忽略了一个更为微妙的叙事，即权力——包括公司——是如何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中运作的。杜克最终获得的巨大权力并非来自技术创新，而是来自美国烟草公司成立后，他能够争夺到公司管理和财务这两方面控制权的能力。尽管如此，杜克的创新神话太过有说服力，半个多世纪以来竟然都没有人重新评估这个早期行业。

在全球范围内，对亮叶烟草香烟做出最重大创新的两位企业家是路易斯·金特和郑伯昭。金特是开发亮叶烟草香烟批量生产技术的第一人，也是将其打造成美国特色产品并推向海外市场的第一人。在此基础上，他将销售扩展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进军亚洲市场。郑伯昭从第一天开始就与英美烟草公司中国分公司合作，是皇后牌香烟的品牌推广和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一位企业家。他给皇后牌香烟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本土化名字——“大英牌”。郑伯昭还亲手打造并牢牢控制着销售系统，使该品牌红遍中国大江南北。金特和郑伯昭都实现了他们的创新愿景，不是因为他们是新来者、暴发户或地头蛇，而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商业和个人履历。金特之前做进口商以及与男性合作的经历对其洞察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而郑伯昭则利用了自己在广东经商时积累的外贸方面的经验和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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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理解创新的过程，除了看到杰出的个人做出的贡献之外，还需要看到其他企业家、文化媒介、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以及商品本身的社会流动。埃及、希腊和犹太商人对金特和美国烟草公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必须予以考虑。此外，一系列文化媒介，包括伦敦俱乐部会员、中国的名妓、非洲裔美国爵士音乐家和中国的反帝国主义革命者都塑造了亮叶烟草的香烟市场和香烟本身。具体的地缘政治事件，如英国占领埃及和反对美国《排华法案》的抗议事件也在香烟及其品牌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甚至香烟本身也并非白纸一张。由于香烟的品牌可塑性强，一旦与其他事物产生了关联，就很难再摆脱它们的影子。因此，本书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用金特或郑伯昭代替杜克，而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研究创新。

反思扩张

李·帕克曾说他的工作是“让每一个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嘴里都叼上香烟”，这个措辞与现代性的母题如出一辙。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主动出击、把现代商品带到被动的中国的西方代理人；中国消费者似乎只需要张开嘴，就能得到香烟。现代性神话是一种叙事方式，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征：它以技术为催化力量；它以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形式和商品自西向东传播为特征；它假设在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它把行动和能力归于西方，把被动接受归于东方。美国历史学家就是这样讲述香烟的历史的。他们强调了卷烟机技术的作用，称赞杜克在美国成功开辟了一个行业，拓展了全国的市场，并将其推广到世界各地。我们太将这个现代性的母题视为理所当然的了，这个叙事听起来像是常识，但其实是严重失实的。然而这个叙事被反复提起，只因为帕克的回忆录契合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叙事，即使他个人的智识和经历在几个关键点上与之相矛盾。

有一件事情帕克肯定知道却没有提及，那就是当他前往中国时，土耳其烟草香烟是美国的主流香烟。其实，香烟行业是双向流动的：土耳其烟草香烟一举成名、由东向西流动，而亮叶烟草则由西向东流动。这在当时的美国是常识。在金特和杜克的整个烟草生涯中，他们一直试图撼动土耳其烟草香烟在美国的主导地位。

帕克也并没有透露他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全部经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当时采访他的中国历史学家希望知道英美烟草公司是如何打开中国香烟市场的。他们问了帕克，但帕克不知道。“这个问题总是让我很尴尬，”他说，“中国人知道哪里有市场，也知道如何销售。我只是做做表面功夫。”据他的说法，英美烟草公司的中国雇员似乎是行事主动的代理人，而帕克则被动地“做做表面功夫”。应当指出的是，同样地，中国消费者也绝非被动。对于英美香烟，他们的态度是抵制而不是青睐，1905年他们就组织过这样一场运动，1925年又组织了一场。由此可见，这些现代性的神话似乎要让人们对大量有趣的事实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然而，我们不可能完全摒弃现代性的理念，正是因为现代性不仅塑造了帕克及其同行对自己行为的思考方式，还塑造了他们的行动方式。他们在脑海中清晰地区分了现代和原始，他们接受了通商口岸开放的帝国特权，自视为现代性的额外福利，包括雇用中国佣工和性工作者。他们对中国的原始性的假设，塑造了他们与中国人的所有关系，并成为英美烟草公司外国企业文化的基础。与中国的“原始”相比，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现代的”，无论是在信件、回忆录或采访中，这些身处亮叶关系网中的人从未提及过他们的祖国其实也正处在烟草业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之中，即使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英美烟草公司中的外国员工还认为，香烟完全有能力将中国人改造得更加现代化。他们将香烟包装和营销成西方的现代商品，为香烟融入中国文化提供了一条通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香烟都与另一种与西方和现代性有关的全球流通商品紧密相连：爵士乐。中国人仍旧利用现代性这一概念，努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运动方面进行实践，并因此改变了这一概念。作为对全球经济和文化变革的有力构想，现代性的概念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这个叙事。

新的卷烟机技术、得到赋权的公司和美国企业帝国的崛起的确是重大的进步，但对企业家的崇拜和对现代性母题的迷信妨碍了对这种力量本质的重新评估。亮叶关系网作为跨国企业帝国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新叙事的关键。为了揭示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帕克和他的同行，而不是仅仅依托他们有意透露的信息。

亮叶关系网的起源

亮叶关系网中的白人男性很爱说他们“懂烟草”。这话意味深长。他们想说的是，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或弗吉尼亚州种植亮叶烟草的地区长大，熟悉亮叶烟草的种植和烘烤的要求。他们想说的是，他们懂得如何为烟草分级，如何拍卖出售，以及如何将其制成烟斗烟、咀嚼烟或香烟。他们还想说的是，他们与了解香烟的其他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尽管观点或看法并非完全一致。他们明白，有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也很懂烟草，因为他们擅长销售农产品，但那些白人男性也明白，在日益扩大的亮叶烟草业中，白领工作是留给白人的，这种排他性也成了亮叶烟草文化的一部分。

亮叶关系网是一个由了解烟草的白人组成的企业关系网，黑人被排除在外，其中的渊源与种族斗争有关。这个关系网雇用员工，但也寻求扩张：不管在美国拓展业务时，还是在全球进行扩张时，英美烟草公司都为人力、知识、种子、烟草、香烟等提供了传播渠道。不论在公司化之前还是之后，亮叶关系网都在扩张。亮叶是在南北战争中断南方经济之前，作为一种利润尤其丰厚的新兴农产品登上舞台的。亮叶在战后的复兴说明其种植业和制造业是在重建时期发展起来的。随后，这个行业在美国种族隔离制度开始蔓延的背景下重组和合并。亮叶关系网也渐渐发展为一种能够将种族等级制度，注入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中的方法。

从内战后的非洲裔美国人的视角来看，亮叶为他们跻身上层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关于亮叶烟草本身，有三件事事关它的发展。首先，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夜，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边境只有三个县种植了亮叶：弗吉尼亚州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和皮特西尔韦尼亚（Pittsylvania），以及北卡罗来纳州的卡斯韦尔（Caswell）。其次，它被制成烟斗烟时利润非常可观，因为这种烟产生的烟雾比较柔和，而且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由于它生长的土壤并不适合其他作物生长，导致大规模种植预示着土地价格急剧上涨，未来利润不可限量。最后，亮叶不易种植。若想种植合适的烟叶，仅有种子还不够，还需要沙质的土壤以及精心的培育，之后还需要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进行热烤，这个过程非常讲究技巧，所以有些人把它称为一种艺术。非洲裔美国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内战后亮叶的迅速传播将使他们受益，因为在奴隶制下，他们承包了所有技术活和粗活。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亮叶烟草。

相反，白人控制了刚刚萌芽的战后工业，确保制造业、种子开发、烟叶分级和销售以及咨询等新的白领岗位只属于白人。这是一个以土地掠夺和劳工制度斗争为开端的漫长而血腥的过程。暴力事件发生的时间具有季节性，每每都发生在亮叶烘烤过程中最需要黑人劳工的时段。还有很多大事件与亮叶产业有关。1870年，三K党在卡斯韦尔县暗杀了共和党参议员、亮叶烟草采购员约翰·斯蒂芬斯（John Stephens），黑人为争取自种烟草的出售权而展开激烈斗争。1883年，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市的一场暴乱镇压了一个跨种族的政治联盟，该联盟威胁要在亮叶烟草产业中留住黑人劳工，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最后，和美国南方各州一样，当地黑人和底层白人陷入了一种分成制，这意味着很少有人能赚到足够的钱来购买哪怕一小块土地。

早些年的时候，只要有一点资源就足够起家了。想想詹姆斯·杜克、R.J.雷诺（R.J. Reynolds）和其他烟草大亨的白领晋升通道：他们家族的企业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起步的，当时的小型农场只需很少的资本。他们刚培育出亮叶，便就地制造自己的嚼烟和斗烟，再用马和货车在南方销售产品。一些人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建立了更大的生产设施，并从当地的农民和佃农那里购买烟草。到19世纪80年代，数百家中小型制造商像格子一样分布在这条亮叶产业带上，它们全部为白人所有，亮叶的利润也在继续上涨。3这个行业被白人垄断并非理所当然，也非事出偶然。

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南方的报纸等媒体上涌现了大量关于早期黑人的报道，称他们不懂技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不值得被信任，也缺乏管理所需的判断力。换句话说，这番论述否认了当地人公认的事实——黑人在亮叶方面技术高超，并且从人种意义上否定他们可以胜任那些白领职位。举例来说，1866年，《皮特西尔韦尼亚论坛报》（Pittsylvania Tribune）发表了一篇文章，叙事的主人公是在亮叶烤制技术方面知名的早期推广者，来自卡斯韦尔县的爱碧莎·斯莱德（Abisha Slade）和他的兄弟们。然而，这个叙事将笔锋对准了他们的一个奴隶——史蒂芬，据说他在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的烟草拍卖会上接受了采访。已经上了年纪的史蒂芬在采访中声称，是他发明了烤制的方法，但他并不是在用热空气流慢慢烘烤的时候发现的，而是有一天他在工作时睡着了，火熄灭了，他只好将火煽旺，这才发现了烤制的奥秘。他又表达了对民主党的敬意及对奴隶制时代简单岁月的怀念，他说道：“我多希望今天他（爱碧莎）还活着啊，而我仍旧是他的奴隶。”南方的报纸充斥着这样捏造的故事，这些故事掩盖了黑人在烟草方面技术娴熟的事实，与此同时还将黑人塑造成头脑简单的形象，反衬出白人是多么现代、时髦且精通技术。如此一来，这些故事将发源自地方冲突的种族隔离与国际流传的文明与野蛮的帝国主义论调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烟草公司广告

亮叶关系网和企业帝国主义

美国烟草公司在公司化之后，强势地接管了亮叶嚼烟和烟斗烟草公司，并且将亮叶产业的白领们转变为亮叶关系网的骨干。作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产物和表现形式，亮叶关系网在公司扩张的过程中提供了模仿种族隔离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随后的二十年中，美国烟草公司在国内持续扩张，以前的工厂主和管理人员都进入新兴公司任职，有的人在纽约总部，还有的人在其迅速扩张的海外产业中。

美国烟草公司依托它在英联邦的基础市场，先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收购了公司，后来随着美国日益壮大，美国烟草公司的野心也逐渐膨胀，尤其紧盯东亚和东南亚的市场。1887年，美国得到了夏威夷的珍珠港、萨摩亚的帕果帕果港口（Pago Pago in Samoa）的控制权。在1898年的战争中，美国占领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并暂时控制了古巴。同一年，美国强占了夏威夷。这家公司是美国增长其帝国主义势力的一个关键机构；反过来，像美国烟草公司这样的公司也能从战争和强势外交政策所产生的特权中获益。美国占领菲律宾的时候，美国烟草公司派詹姆斯·A.托马斯（James A. Thomas）去马尼拉向美军销售烟草。1899年，美国烟草公司控股了日本京都的村井兄弟烟草公司（Murai Brothers Tobacco Company of Kyoto），之后它成为美国烟草公司的一大生产中心，用来扩大亮叶香烟在东亚港口的销售额。

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以一种新的方式继续扩张。过去的十年间，它在海外并购现成的烟草公司，将其作为开发新市场的基础。美国烟草公司和帝国烟草公司合并成英美烟草公司，此举使得世界上最大的两家亮叶巨头并为一家，专门从事海外扩张任务。这次合并还让公司得以利用大英帝国的势力和大量基础设施资源。杜克在接受一家英国烟草行业杂志的采访时，对英美烟草公司的成立不吝称赞：“英格兰和美国应该在大公司里携手合作而不是彼此竞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和我一起，我们将征服全世界。”英美烟草公司和英美的政府都没有建立专门的联系，但其本身却是拥护帝国主义的。

这一时期，企业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并不新鲜，但这种关系正在转变。股份公司兴起于16世纪，这些受帝国特许的股份公司就像企业的左膀右臂。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德逊湾公司和很多其他的公司都被用于在殖民地前哨攫取资源和开拓市场。作为早期的殖民方式，这些公司中有不少都同时具备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英国政府只在1857年收回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许可证并对印度实行君主统治，那一年正是该公司暴政引发起义的一年。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公司还可能或已经被给予很多土地方面的特许权，包括建设学校、教堂、公共服务和其他项目。然而，这个帝国企业三百年的历史并未终结，因为它为“私人”的商业公司和帝国当局之间发展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像英美烟草公司或者美国烟草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并不是被某一个政府明确特许为殖民机构，而是在与多个帝国主义机构产生联系的过程中，取得了这种资格，并产生了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

英美烟草公司在中国的大规模扩张是亮叶公司新的启程。英美烟草公司的前身已经向中国卖了十几年的香烟，但是1905年建立工厂的决议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只要英美烟草公司收购的村井兄弟烟草公司能负责生产英美烟草公司在东亚出口的产品，公司只需通过中国的佣金代理人就能管理中国的销售情况。然而，1904年，日本将村井兄弟烟草公司收归国有。英美烟草公司失去了在日本的前哨，于是将目光投向中国。这次英美烟草公司不像在其他地区那样可以接管当地业已成功的烟草公司，于是没过多久公司就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全面生产中心，覆盖从亮叶种植到制作、包装香烟的整个流程。公司派了几十个外国经理，而不是少数几个。最终，共有数百位外国代表踏上旅途。

在中国，英美烟草公司称它受益于半个世纪以来的帝国战争及英、德、美、法、日五国的外交施压。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条约而告终，中国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给予英国公司许多特权。欧美国家以及后来的日本，都索要同样的特权。重要的是，这些特权里包括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租界中只受他们自己的警察系统和司法系统监管，而不受中国官方机构管辖。治外法权否认了中国政府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司法权，而这被欧洲国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并且为外国公司赢得了几项新权利，包括拥有地产的权利和在通商口岸投资办厂的权利。在世纪之交，由于建厂的权利获得了保证，像英美烟草公司这样的外国公司便把业务扩展到了上海。

到1918年，超过7000家外国公司将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而为了迎合外国人，上海逐渐形成了精致的帝国主义休闲文化。英美烟草公司的外籍员工很享受这些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特权和服务，这里既有大量廉价的佣人，又有繁华的娱乐场所，包括上等的俱乐部、餐馆、赛马场和卡巴莱。上海的租界和商业区被称作外滩，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而欧式办公楼和房屋的修建迫使大量中国人去往“中国城”。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外国代表而言，种族隔离的经历让他们对上海的环境立刻感到既独特又熟悉。像李·帕克后来回忆的那样，“对美国年轻人来说这里太棒了，因为在治外法权时期，我们住在一个小社区内，你可能会说这是种族隔离”。

很明显，种族隔离、公司和帝国主义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却绝不是预设好的。公司帝国的权力很大，但也不能为所欲为。商品的价值需要依靠土地与成千上万人的劳动、支持和思考才能创造。许许多多的人共同构成了公司的骨骼，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但同时也有一些人却伺机破坏和拉拢。员工和消费者将香烟和品牌用在了意想不到的地方。郑伯昭渐渐从英美烟草公司取得了足够的权利，可以在一些大事上做主，迫使英美烟草公司里的外国人适应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而这种民族资本主义正是在他们的诱导之下才形成的。换句话说，形形色色的烟草公司是一个个庞大而混乱的组织，而且总是处在变化之中。

（本文摘自楠·恩斯塔德著《香烟股份有限公司：1870-1930中美烟草贸易研究》，王晶译，新星出版社，2024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