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尼崎事件”都堪称是新世纪后日本罪案史的奇葩，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妇女在数十年的时间里，在大阪湾城市圈里横行霸道，肆意入侵他人家庭，利用精神控制加暴力虐待，巧取豪夺几千万日元的资产，并且残忍地杀戮了十几条生命。上述的描写是基于日本媒体的报道，“魔女”“吞噬”这些耸人听闻的词汇充斥在案件被揭露的时刻，日本民众无不惊骇于角田美代子的操控能力，如同北九州“被抹去的一家”一样，一时间专家、评论员又开始在大小屏幕里分析、嗟叹不已。

当记者小野光一踏上尼崎市土地的时候，报道“尼崎事件”的大批记者们已经作鸟兽散，留下的是已经被骚扰到恼怒的相关人士，居酒屋里的老板看到陌生面孔就会警觉起来。2012年，案件被曝光之后，记者们对于素材的攫取可谓竭泽而渔。光一并没有兴致索然，相反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他判断出冰山之下大量的盲区，而这些素材被忠实地还原、记录在《被寄生的家庭》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一个罪案的“奇观”被归还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当隐秘的恶通过矫饰，均匀地分布到柴米油盐之中，大众是否会对它奋起反击，倘若不能，“尼崎事件”就仅仅是一个奇观，猎奇只能带来刺激，而刺激总是短暂的，事件的余韵伴随着麻木，一同凝视着日本现实的深渊。

“我对那个大妈最深的印象就是钱。总之呢，她不管走到哪儿都在找能给她“宰”的人……角田大妈说：‘钱没了缘分就没了，没有钱缘分就断了。这就是个看钱的世界。’”角田美代子成为十恶不赦的魔头，当然也是拜环境所赐，野蛮粗暴压榨工人的包工头父亲，性格强势做皮肉生意的母亲。她出生于“二战”后日本的“团块世代”，彼时的尼崎市是一个工业发达的港口城市，五湖四海的劳工汇聚于此，不少人还是从朝鲜半岛偷渡而来的“黑工”。成长于这样的家庭，缺乏父母的关爱，美代子从小就混上了社会，不仅和小混混一起勒索同学，甚至在16岁时就当上了皮条客。在小野光一笔下，美代子少时的相识们都不约而同地慨叹，她（当时）其实不是个坏人只是家庭环境太差。“团块世代”是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助力，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不稳定的种子，多子女家庭的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全部扑在经济上，对于非法移民、“黑道”崛起以及风俗产业等持一种姑息的态度。诸多庞杂的细节不一一复述，单看美代子被亲生母亲介绍去卖淫，那就可以想象这或许就是她恶的起点。

小野光一的文笔在如今一众的罪案类图书中显得十分另类，他闲笔与文学化表述非常多。比如与知情人的“接头”，每每于KTV的包厢里推杯换盏；揣摩受访者的心态，不断地在脑内演绎可能遭遇的情况，提前做好应对策略。但是显然这位经验丰富，有勇有谋的调查记者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在全场景尽可能地复现角田美代子的犯罪经历之后，他得到了一种结论——“美代子绝不是什么怪物，她是因为软弱才杀害对方，如果不这么做，她会日夜不宁，担心有人暗算自己。”看到这里，读者会感到一种不畅快，这个在看守所内自杀的女魔头用一种最“方便”的手段让所有的罪孽失去了意义，而我们的作者得出了一个十分日本的犯罪理由——“是啊，她也不容易……”

这种类似的结尾实在不新鲜。

东野圭吾的小说作品《恶意》可以看成这种情绪的延伸。在写《恶意》的时候，东野显然还没有进入江郎才尽的舆论氛围，他不需要那些冗余的铺垫就能把读者的注意力紧紧抓住。多线的叙事在交代细节、线索的同时，也能将悬念保留下来，因为他想在这本小说里探讨的是犯罪的“动机”这一核心要点，他很坦诚地用故事告诉公众，“恶”有时不需要理由。角田美代子瓦解他人家庭，趁虚而入、非法侵占的手段其实并不高明，口头威胁、暴力虐待，与日本校园中广泛存在的霸凌并无二致。《43次杀意》一书记录的霸凌事件中，受害者被发现死在川崎市多摩川的店旁，年仅13岁的辽太浑身赤裸，身上有多达43处的刀伤。犯罪者都是他的同学，根据作者石井光太的调查，这些施暴者其实也没有明显的犯罪动机，可能只是认为辽太好欺负。同样的，2004年，角田美代子将一对在柏青哥店认识的年轻情侣软禁在家，并向那位女性的家人索要赎金，没想到这人的朋友正好混黑道，美代子反倒被对方威胁了。对强者彻底地示弱，对弱者彻底地强势。这就是角田美代子“纵横”濑户内海，祸害多户小康家庭，杀戮十余人的犯罪哲学——她会不择手段地让自己看上去更加强大。不必去战胜对手，而是去寻找能战胜的对手。

极其恶性的犯罪事件，其动机往往是十分虚无的、无意义的，这或许才是令人细思极恐的地方。

但是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仍旧持有巨大的疑问，角田美代子鸠占鹊巢在他人住宅内肆意虐待殴打，动静是绝对不小的（书内的目击者、知情人众多），然而真正愿意为受害者报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种吊诡的现象似乎暗合了书中的表述——“别的地方我不清楚，但在尼崎这个地方呢，大家都是‘我不问你，你也别打听我’的态度。”这又哪里只是尼崎，整个日本好像在世界范围内的形象就是这样，一方面极度的自律，对边界感的把握精当；另一方面则极度的冷酷，许多案件正是因为错过了早期的介入（明明已经暴露），酿成了大祸。《被寄生的家庭》提到了一个例子，被美代子拘禁的丰先生侥幸出逃，他多次向属地的警察局反映自己及家人遭受角田的虐待和欺凌，请求警方及时介入拯救他的女儿。但是警方以“不介入家庭纠纷”为由拒绝了丰先生，他们还暗示这个事儿不是“案件”，不方便立案调查。走投无路又挂念女儿的丰先生不得不重回魔窟，撺掇角田美代子和自己一同进行多次盗窃，这才得以被警方关注，逃离了魔爪，遗憾的是他的女儿已经泥足深陷，最终成为了角田美代子的牺牲品。小野光一这样写道：“丰先生的双眼中，早已没有了刚刚燃烧的愤怒和悲伤的火焰。他的眼睛丧失了一切感情，好似两个无尽空虚的大洞。此时，我确切地感受到了。的确，一切的元凶是美代子。要是没有和她扯上关系，一切惨案都不会发生。然而真正麻烦的是，美代子也只是一个媒介。她的存在引发了社会和个体中那种潜藏的恶。而这些恶，统统施加到了被害者的身上。我不由得一阵战栗。”

日本警方在重大案件中的不作为已经成为了一种“名物”，办案时的不负责任以及事后的鞠躬道歉相映成趣。当角田美代子将既有的家族关系玩弄于股掌之间时，实际上日本警察也将民众的性命视若儿戏，大家也可以想想为何日本的刑侦剧长盛不衰，为什么目暮警官离不开江户川柯南。

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发生造成了该地区的重大灾难，房屋倒塌、人员被困，一时间地方政府失去了行政能力，不少地区的灾民只能自救。凡是基层权力出现失能与真空，其他的势力就会趁虚而入，“山口组”正是在此期间充当民间救援的力量，这成为其在世纪末称霸日本的道义支撑。“尼崎事件”实际上与日本社会局部看不见的“黑幕”有着紧密的联系，角田美代子与尼崎市当地的黑恶势力关系密切，帮助她犯罪的不少青年都有黑道背景，另一层隐秘的联系是在日朝鲜人的“三不管”状况，日本警方在事件上的逡巡犹疑，不愿给自己招惹麻烦乃至报复。电视剧《柏青哥》（又名《子弹球游戏》）改编自韩国作家李敏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韩国人在日、美影响下的家族变迁，其中的挣扎、彷徨以及经久不觉得伤痛，都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尼崎事件”的钥匙。只是电视剧的改编显然加入了很多美国制片的“鸡汤”，比如“历史辜负了我们，但我们无所畏惧”，这样概括显然窄化了李敏金所欲表达的复杂性。因为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敷衍，如同在看守所了结自己的角田美代子一样，看不见的恶在水下涌动，不可名状的恐怖潜藏在生活四周。

《子弹球游戏》剧集海报

当小野光一将要结束自己调查“尼崎事件”的历程时，一位已经和他混熟的居酒屋老板向他调侃，问他什么时候会再来尼崎。小野也不无玩笑地回答，或许这里再出现大魔头的时候，他就会回来。有多少真心话是以玩笑的方式，残酷地暴露在现实里。“其实只有角田家族消失了不是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变啊。他们的同伙还都在，同样的事还有很多人在做……”新闻调查无法实现记者个人求真、救世的理想，小野光一只能遁走，留下一行精神气质与鲁迅相投的句子。

“夜晚的街道漆黑寂静，我迈开了脚步。”